窗外的雨淅淅沥沥敲打着我沉睡的梦，也打开了我尘封的记忆。

上世纪80年代，我出生在一个拥有十多个人口且共同拥挤在一个茅屋的大家庭。爷爷常说，草房要三年两头割草换。尽管如此，最苦恼的还是下雨天，恰如其分的描述莫过于杜甫的“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父亲抱着烟筒坐在燕窝头，烟筒哨口的火星随着咕噜咕噜的声音忽明忽暗，父亲稍微停了一会儿，轻轻往烟筒里吹一口气，哨口的火星被沾湿并从哨口跌在地上。父亲猛吸了一口，鼻孔、口腔冒出大团大团的青烟……

父亲凝望着远处邻居家房顶烟雨笼罩下的瓦片，每道檐口都有一股股清泉自上而下整齐、有节奏的流淌着，眼前的老槐树在风雨中使劲的摇头晃脑，却摇不散父亲那专注的目光。

“我们得有个瓦房多好。”父亲好似对家人说，又像是喃喃自语。要知道，在那个一日两餐都要靠亲戚邻里周济的年代，谈何容易？

父亲带着他两个弟弟（我的叔叔），找一处十多平米的黄土地，用锄头开始翻挖泥土，往泥土上适量浇水，牵着家里那头大水牯在泥塘里一圈一圈的转圆圈，泥土形成逢年过节所打糍粑的模样时，便用像弓一样的工具把泥土分成一块又一块，若干份。几兄弟用肩一坨一坨的扛在空旷的场所，堆放成一堆。泥堆的宽度不限，长度很讲究：必须超过四块瓦的总长度，制作一个模具推子，模具的空间与一块瓦的厚度、长度一致，往泥土上一推，一块整齐、光滑的泥布形成了，双手捧着泥布往瓦桶（像甄子一样做瓦的模子，上面有四根小木条，把桶分成四个等份）上一包，右手用木板沾水，放在泥布边缘，左手把瓦筒转几圈，双手配合，一个泥罐子工艺品开始形成了，拔起瓦桶，往锯木粉上一粘，再往空旷处一放，把瓦筒缩小，一个圆形的泥罐稳稳地坐在地上。父亲说，一个泥罐可以拍成四块瓦。父亲说，熟练了他一天可以做300多个……

泥罐成瓦的过程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那时还没上学，趁大人不在，跑去一脚一个泥罐，鸡飞蛋打，散落一地。当然，也少不了细竹条打得跳起来的竹竿舞。

泥罐要晒个一两天定型后轻轻一拍便成四块瓦坯，贮存起来等瓦坯能够盖一栋房子时，便挖一个土窑子，在底部放一层柴草，柴草上铺上足够的煤块，煤块再放上瓦坯，瓦坯上又放上煤粉。瓦坯煤粉一层又一层，装完后就生火，生火后约一个星期都离不开人料理，火堂里的火随时都要旺，万一闪火，就意味着前功尽弃。

最扣人心弦的时刻就是敞窑，如果是瓦是青色，就经久耐用，也是最美的颜色；如果是红色，就意味着几个月的努力功亏一篑。

茅屋变成了瓦房，我从此就喜欢上了下雨的天气。父亲依旧坐在燕窝头，跷着二郎腿，烟筒哨子里的火星随着咕噜咕噜的声音忽明忽暗。我站在燕窝边缘，一股股清泉自上而下从檐口整齐、有节奏地流淌，我伸出小手击打着水花，水花溅在父亲的衣上、脸上，父亲用手揩揩脸，又专注地喝着烟筒。母亲拿着木盆、木桶在屋檐下接水，用于洗脚、洗脸、喂牲畜。

时光在一年又一年的烟雨中不停的穿梭。转眼，我也成了中年人，而父亲和他的一个弟弟早已长眠于烟雨的另一头。

几年前，我另选地基建房。除了筹钱、调度，其他的交给机械作业。坐在楼顶的阳台上，凝望远山烟雨，多想学会喝两口烟筒，喝的是新时代的红利，喝的是几代人共同创造的幸福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