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庚子年，即八国联军攻人北京的一九 00 年，我出生于贵州省安龙龙县城的一个书香之家。祖辈、父辈都是当地比较有名的读书人。

我的家乡安龙，是个人民勤劳、物产丰富、风景优美、名胜古迹较多的地方。明末永历帝曾在这里避难。跟随永历帝的十八个大学士都在此惨遭孙可望的杀害，后人为他们修建了“十八先生”祠和墓，墓前有石牌坊，祠内外有悼念他们的碑文，祠后岩壁上有不少石刻。

清王朝统治时期，安龙是兴义府的所在地。康熙年间，平边大将招国遴，在天然湖中“陂塘海子”上修筑了一条长堤，即人们所称的“招堤”。堤岸垂柳轻拂，池中荷花飘香。游人留有“凭栏十里芰荷香”和“吹送荷花十里香”等诗句。我的伯父王金甲公，亦作有“步步引人花柳偏迎堤上路，行行且住蓬莱回望水中央”的对联。堤尽处有小山，山上有亭，亭内有张之洞所作的《半山亭记》碑刻。张之洞的父亲张锳，曾在安龙做兴义知府。张之洞与我祖父王允嘉公同庚，是同窗好友，我家中有张之洞书赠祖父的对联“独立千载谁与友，往看万壑争交流”。

张之洞在清廷担任要职后，仍念念不忘他青少年时代居住过的贵州兴义府，他想要为兴义府培养一批人才。我的岳父冼国琮（号极珊），就是张之洞选往湖北去培养的洋务人员之一，可惜才三十多岁就病逝了。听说，张之洞还命他的侄儿到兴义府挑选一些青年，到武汉去进陆军中学。那时，我还是个儿童，听大人们说，被选去的有王立斋、黄捷三、陆天香、郑子立、袁祖铭等老大哥，心中十分羡慕。

由于张之洞父子很重视对兴义府青年的培养，当地的绅士父老们对他十分感激。因此，张锳虽未死在兴义府任上，但安龙仍给他修建了“张公祠”。立碑那天，众多郡人抬碑穿城而过，一路敲锣打鼓，鞭炮之声不绝，前呼后拥，十分热闹。

我的祖父王允嘉公、父亲王金堤（号尧功）公都是岁贡进士。伯父王金甲公是殿试进士。因此，在安龙县有“一门三进士”之称。在我家朝门上，有知府石晓峰赠送的“进士”匾额。堂屋内还挂有石知府书赠的对联：“堂下三槐不让于古，庭前双桂健美乎今”。

我祖辈父辈虽然都是安龙知名的读书人，但无人为官，主要是从事教学。用我伯父的话来说，是“舌耕”之家，意即靠教书吃饭。我伯父的文章、诗词都有些名气，他毎有新作，安龙当时的读书人争相转抄传诵。

我父亲在私塾教书。他眼睛不好，性情急躁，对学生的要求极严，不守师规者，常受惩罚。一次，我的堂兄弟廷珪理背不好书，他狠狠地责打，我伯母见儿子被罚，心里很不是滋味，也帮着打，而且边打边骂：“你不好好读书哄得了谁？还不是只有哄瞎子！……”我父亲因自己的眼睛不好，认为是伯母有意骂他，赌气再也不教廷珪了。从此，两房人为子女常有矛盾。

我四岁开始进私塾读书，因记性好，肯用功，祖父、伯父和父亲都较喜爱我。记得我五岁时，伯父出对子“雪消成水”，我对“烟上成云”，伯父很赞赏，鼓励我说：“好好读书！要记住，你是生在国难当头的庚子年，八国联军攻进我国的北京城，杀死了无数百姓，抢走了许多国宝，要从小立志为国雪耻。”

我八岁时，由父母作主定了亲，对象是比我大两岁的小朋友，未定亲时两人常在一起玩，定亲以后都不准在一起玩了。我的岳父冼国琮，祖籍广东，是张之洞的学生，父辈是挚友，他家虽在安龙，但他本人常年在湖北供职。他性格开朗，对诗、词、书、画都有研究，可惜在我不到十岁时他就病逝了，遗下孤儿寡母，不懂得珍藏他留下的书画，以致全都散失了，实在可惜！

我十一岁时，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建立了民国。新的教育方式在全国兴起，如雨后春笋。安龙也兴办了国民小学，第一任校长是费培才（贵州石阡人），他原是清末的秀才，经贵阳优级师范培训后，被任命到安龙当校长。

费上任后，很重视选择教师，由他聘请的教师都很有学问。最受学生敬佩的是国文教员张鸿藻和历史教员刘阳迪。他俩都是清末的举人，后来又到日本留过学。记得刘阳迪在历史课中讲到文天祥时说：文天祥是个状元。在科举时代，状元三年就可以考出一个，没有什么了起；但是文天祥不同于一般的状元，他是忠臣义士，宁死不屈，写了《正气歌》。你们学历史，就要学做文天祥这样的有志之士。

我十四岁小学毕业后，到安龙高堡垄大姨父家过年，姨父普老先生邀请发了外地来的教书先生黄某共同进餐。黄先生喝了几盅酒后，摇头晃脑地说：今日普老先生盛情，真乃“关山难越无贤主，萍水相逢有贤东”啊！我说：《滕王阁序》上说的是“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黄先事生惊讶地说：“聪明，聪明！真是后生可畏。”第二天，黄先生一早就走了。亲友们都说，黄先生原以为安龙是边远县份，文化极低，而今他眼见安龙的小孩能即席应对，当然只好悄然离去了。

我在小学毕业时，为了是否名列第一，有过一场小风波。当时评定学生的名次，是按品学兼优的情况而定的。宗族的兄长王亚明（解放前曾任中央日报社社长）与我同班，他的成绩也很好，学监陆天香是王亚明的至亲，有意让他获第一名，就造舆论说我虽然分数稍高，但是有些骄傲。这就引起了同学文遴全、文选全和李其文代我不平，他们哄传陆先生徇私。最后，学校评定我为第一名，王亚明为第二名。这件事，说明辛亥革命后的民主思想已影响到学生。

春节过后不久，我随高年级的同乡由安龙步行了十天到贵阳求学。后来，我考取了模范中学。当时，该校学生的座位，是按考试成绩依次排列的，我和兴义人李居平（解放前是立法委员）轮着考第一名，弄得两人都不好意思坐第一位。学监杨孝祈知道后，叫我们去谈话，他说：“你们要互相勉励，不可互不服气。”

在模范中学读书期间，对我震动最大的，是袁世凯称帝引起人们不满的情势。黔军中，王文华等积极响应云南蔡锷、唐继尧的讨袁活动，率部队入湖南参加战斗。

当时，听说王文华对其舅父刘显世（贵州督军）拥袁称帝，极为不满。王对他手下的人说：“谁胆敢到督军处去讨好，我就对他不住。”王文华的言行很得人心，当他从湖南凯旋归来，贵阳满城的人兴高采烈地自动走出家门，形成了从图云关到新桥的夹道欢迎队列。王文华下马向欢迎的群众致意，ロ称：“谢谢家乡父老兄弟姊妹！”

我在人群中心情非常激动，觉得大丈夫就应有所作为。回校后一直在想：处此乱世，只有从军是条报国之路。同时也考虑到大家庭里弟兄多，为了供我上学，家中早有矛盾，我若考进讲武学校，就可把读书的位置让给别的弟兄，因而立即写信回家，提出自己的想法。

信中，我借用古人的话，结合自己的想法写道：“蛟龙不是池中物，他日乘雷必上天。负笈离家已二年，岂期衣锦始归还。功名本是平生望，时局还需下手援。立志请缨年正少，有心投笔砚难穿。”

伯父立即回信，不同意我从军，要我安心把书读好。但我决心已下，终于在模范中学读了两年半后，考进了贵州陆军讲武学堂。

（本文摘自《我的戎马生涯》，作者王伯勋，安龙人，原国民党十九兵团副司令，1949年12月10日率部起义，解放后任贵州省交通厅厅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