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锳、张之洞父子的黔中情

章开沅（1926—2021年），安徽芜湖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荣誉资深教授，长期任教于华中师范大学，在辛亥革命史、中国商会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多个研究领域均有开创性学术贡献。2021年5月，章开沅抱着对史学的热爱离世，享年95岁。他的一生历经世变、阅尽沧桑，有着不少传奇经历和动人故事，与贵州多有关联。可以说，这位史学大家与贵州有着不可割舍的情缘，是黔籍学人的亲密师友。　　　

永远难忘的月夜箫声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秋，章开沅的父亲应朋友之邀，前往赣南师管区担任军需工作。母亲将章开沅姐弟四人送到了四川江津。起初，作为流亡学生的章开沅在国立九中就读。随后他报考了重庆战区学生计政专修班。不久，因人嫁祸，被迫离校。迫于生计，他当过川江的纤夫、仓库的抄写员等，处境一度困顿不堪。

　　1944年11月，日军占领桂林、柳州、宜山等地后，开始进攻贵州。月底，日军兵分三路由南向北入侵贵州；12月初，素有“西南门户”之称的独山被日军侵占，重庆形势顿时严峻。这时，国民政府颁布《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办法》，发动青年应征抗战。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感召下，章开沅与弟弟章开永一同入伍，成为青年远征军的普通士兵。

　　1945年8月15日，抗战取得胜利。翌年6月，章开沅退伍，进入复员序列。虽然没有任何战绩，但毕竟有报国之志与服役之劳，所以他得到了保送升学的优待。8月，他从重庆出发，踏上东归旅程。途经贵州时，他一路饱尝艰辛：“西南公路大多是绕山盘旋，崎岖曲折且多悬崖峭壁，其险峻堪称国内公路之最。旅客挤成一团，暑热逼人，汗下如雨，加上尘土飞扬，一天下来就俨然成为泥人。”不过，年轻的他早已在底层生活中吃过苦、受过累，又在军营接受了一年多的训练，承受能力不算太差。因此，他不仅没有叫苦抱怨，反而苦中作乐，耳闻目睹的人事也成了日后“美好的回忆”。特别是在贵州玉屏车站时，大家一路风餐露宿，灰头土脸，非常疲惫。听说当地以箫笛生产著名，一群年轻人生性好动，将行李存放在村后，就成群结队前往集镇吃饭，并且争相购买箫笛。章开沅也随众买了一对。这对箫笛与他在重庆购买的楠木蟒皮二胡，成了他随身携带的两件“宝物”。

　　多年后，章开沅在自传《凡人琐事：我的回忆》中这样描绘在贵州度过的夜晚：“山村夜晚特别寂静，沐浴更衣上床后，月光似水洒进床边，只听得微风吹拂竹林簌簌作响，偶尔还传来略带乡愁的游子吹奏的箫笛之声，如同天籁一般沁人心肺。这是一个不眠之夜，箫声撩动多少浪迹天涯游子的心弦。”内忧外患的年代，山河破碎，百姓离乱，不知故园何在、家人何在，在外逃亡多年的人都不免思乡心切。章开沅也不例外。　

“之洞短身巨髯，风仪峻整。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爱才好客，名流文士争趋之。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这段话出自《清史稿·张之洞传》，形象地再现了清代洋务运动末期代表人物张之洞的仪容、才情及清廉的官风。

　　说到张之洞，从事文史的学者势必会谈及他的父亲张锳。嘉庆年间，张锳入黔做官，在贵州生活了四十余年，直至咸丰初年卒于贵阳。值得注意的是，张锳宦迹黔中的岁月，正值贵州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其人生经历，正好折射出嘉庆、道光、咸丰年间贵州的风云变幻。张之洞在贵州生活了十六年，这是其人生的美好岁月，是其积蓄学养、问鼎功名的重要时期。本文就张氏父子在贵州的活动，以及他们的黔中情结作一介绍，以飨读者。

张锳创建的兴义府试院

　　张锳，直隶（河北）南皮人，嘉庆癸酉（1813年）举人，大挑贵州知县。入黔后，张锳历任贵筑（贵阳府辖）、安化（今德江县）知县，古州（今榕江县）同知，威宁知州，兴义（治所在今安龙县）、黎平、遵义知府。咸丰四年（1854年），为响应太平天国运动，贵州各族人民掀起了反清大起义。出于封建思想及阶级立场，张锳“身历戎行，周知全黔要隘，一时龙里、贵定数十团服其恩信，莫不闻风响应，常以死士数百人破贼数万。及贼攻兴义，誓众死守，飞炮及身不稍动，遂安全境。历署贵西、贵东道，总督委以全省军务。年六十四，以积劳终于军”。

　　张锳在贵州做官多年，遍历黔中山山水水，对贵州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据史册所载，张锳热心地方建设，所至必有兴作，培植风景，记述文物，振兴文教，保护乡邦文献，可谓竭尽所能。

　　张锳任兴义知府时，鉴于乾隆中期修纂的《南笼府志》陈旧过时，特设志局，筹款修纂《兴义府志》，后聘湖湘学者邹汉勋任总纂。历时十三年之久，该志终于完稿。之后，《兴义府志》因材料详实，考订审慎，成为贵州各府、州、县方志的上乘之作。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其列入清代“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的方志“可称者”中，可见其价值之高。

　　作为兴义的最高行政长官，张锳痛感到治地经济十分落后。为改变这种现状，他寄望于文教建设，并深信书院为“人材之薮，教化之源”，于是大力倡导兴学育人，动员所属州、县的官绅捐银修建学宫、书院和义学，拟订书院的管理制度，并亲临书院讲学。据史册所载，道光十六年（1836年），张锳在安南县（今晴隆县）修建“莲城书院”；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他拨回普安（今盘州市）官绅捐款，在当地修建“盘水书院”；同年，他又拨回册亨官绅捐款，在当地修建“册亨书院”。以上文教建设，无疑对振兴地方文教、培育地方人才、激励士人向学，均有着重要的意义。

　　兴义府城（今安龙县城）东北里许有石堤一道，名“招堤”，系清初游击招国遴捐资修筑，用以防旱防涝。张锳见招堤四周景色极佳，于是派人将原堤加高五尺，并在一侧开辟水池数亩，种以荷花。每年，当六月荷花盛开之时，沿堤柳丝低垂，满池荷花绽放，缕缕香气袭人，那田田的绿叶，那风姿绰约的红莲，吸引了无数游客与文人画士。张锳没想到招堤成了府城的一大胜景，欣喜之余，又在附近的金星山腰岩石处修筑小亭一座，名曰“半山亭”。半山亭落成之日，张锳大宴宾客，敬请在座文士诗文志庆。适逢幼子之洞在外读书返家，见此盛会，欣然提笔，作《半山亭记》。其文曰：

　　万山辐凑，一水环潆，雉堞云罗，鳞原星布者，兴郡也；城东北隅，云峰耸碧，烟柳迷青，秋水澄空，红桥倒影者，招堤也；缘是数里，蒹葭苍苍，有阁巍然，峙于岩畔者，魁阁也；穿绿荫，梯白石，禅房乍转，画槛微通，石壁一方，茅亭三面者，半山亭也。作亭者谁？吾家大人也。……

道光廿有八年七月既望， 南皮十一龄童子张之洞香涛撰

　　这篇《半山亭记》，犹如现代摄影中运用的全景、中景和近景镜头，以远山着笔，描绘了府城四周的形势。然后将镜头拉到城东北隅，于是景物为之一变，招堤上下天光的云峰、烟柳、秋水、红桥的灵秀风姿，以及掩映在绿荫之中魁阁朦胧的身影，一一映入人们眼帘。最后将镜头摇向金星山腰的半山亭，展现其超然物外的仙姿，给人美的享受。这篇即席而作的佳作，文惊四座，在座诸公若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此文竟出自年仅十一岁的童子之手。众人赞美之余，无不为之倾倒。之后，张锳派人将此文刻于石上，然后嵌于亭内石壁上。为培蓄半山亭四周的人气，张锳又在金星山上筑屋三楹，取名“省耕亭”。这样一来，招堤、半山亭、省耕亭相映成趣，浑然一体，成为府城的一大景观。

　　兴义府还有人文景观“明十八先生墓”及纪念他们的专祠。这是后人为追忆南明永历王朝被孙可望杀害的十八位大臣所建。张锳见墓、祠已残破，悯十八大臣之忠贞，悲墓、祠之失修，于是筹资重修墓、祠，又命之洞撰《吊十八先生墓文》，刻碑立墓左，以此弘扬忠君爱国思想。

　　张锳一生，清正廉洁，勤于政事，所至之处，皆有建树。他不仅是一位好官员，而且是一位好父亲。他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常教导他们勤学刻苦，勿沾恶习。子女们亦敬仰父亲的清名、清誉，于是勤奋苦读，志在功名。在张锳的谆谆教导下，五个儿子后来均有建树。其子之洞跻身于清王朝最高权力中心。

　　张之洞，字香涛，道光十七年（1837年）生于贵阳六洞桥附近家宅。《清史稿·张之洞传》谓其“少有大略，务博览为词章，记诵绝人”。张之洞自幼聪慧好学，曾师从安顺知府胡林翼和胡的部属韩超（官至贵州巡抚）。提起胡林翼，这位与曾国藩齐名的人物，无人不知其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风云人物。然而胡林翼还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学者，其治学严谨，才识宏通；韩超亦是文武兼资的不寻常人物。胡林翼对其有如下评价：“韩超腹有十万甲兵，胸罗二十一史，沉勇慷慨，雄心远略，可为名将，可为良吏。”正是在这两位名师的教导下，张之洞学业精进，识见超人，十三岁时就以《半山亭记》与《吊十八先生墓文》蜚声士林。

　　张之洞自幼聪慧，涉猎经史，年十三，中秀才，并刻印自己的第一部文集。十六岁的他离开贵阳，赴顺天（今北京市）乡试，荣膺解元（第一名举人）。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六岁的张之洞再试文场，以一甲三名（探花）的好成绩题名金榜。从此其官运亨通，仕途顺利，历任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职。

　　张之洞是清代洋务运动末期的代表人物。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清王朝内外交困的非常时期，他创办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设立织布、纺织、缫丝、制麻四局，并筹办卢汉铁路，为中国的民族工业竭尽心力，贡献甚大。中法战争时，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起用冯子材，使清军取得了镇南关、谅山的胜利。张之洞寻求救亡图存良策之时，苦苦思索，终于找到了一条既能保持中国特色又能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道路，这就是受人争议却又影响深远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治平之策。

　　张之洞生于贵阳，长于安龙，十六岁时离开贵州，可说其气质、人格的铸就，得之于黔中大地雄直清刚之气的孕育；其学识、修养亦得之于家风、家学的熏染，以及名师的造就。难能可贵的是，张之洞一生显达，身居高位，然而不忘生于斯、长于斯的贵州，不忘黔中父老，始终关心贵州文教、经济的发展，尽其所能地帮助贵州士人。

　　张之洞少年时代是在父亲的任所安龙度过的。这里的山光水色、古迹文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的民风、民俗以及丰饶的物产常使他怀想难忘。为了报答安龙父老乡亲的养育之恩，张之洞在晚年担任体仁阁大学士时，痛感安龙文教落后，于是提议兴义府将所属书院改为中学堂，附设小学堂，并捐银一千两作为修缮学堂及购置教具课桌之用。之后，其捐银三千两，派人远赴日本购买图书、仪器，运回国后，又运至安龙，赠与当地的高等中小学，用以培育人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托幕宾宋绍锡寄往安龙一封《为开办学堂派人来鄂留学敬告父老书》，表示因念“先人旧治地”，愿在武昌开办一所中等学堂和一所高等小学堂以招收贵州学子，并请兴义府先选送学生入学，学费每人一百元由其支付。之后，安龙有九人被选入高等师范学堂，他们由此得习“西学”。学成返里后，他们服务桑梓，为贵州的政治变革及文教振兴贡献着力量。

　　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在外侮日深、不变法无以图存的严峻现实下，其所高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治观念，成为了清末中国教育的指导方针。其主持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标志着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张之洞非常关心贵州的文教，他的教育理念是通过贵州学政严修来实现的。张之洞与严修是世交，两人思想接近，感情深厚。严修改革贵阳学古书院、创办经世学堂时，就借鉴了张之洞在四川创办尊经书院的经验。严修还把张之洞的《劝学篇》《尊经书院记》《书目答问》刊印成册，送给官员及生员学习。在经世学堂缺少算学教师时，严修曾电请张之洞代为物色。张之洞不负所望，为其在两湖书院聘请到一位精通微积分的教师。

张锳编撰的《兴义府志》

　　张之洞视贵州为第二故乡，对贵州的士人及乡邦文化十分关爱。在其少年时代，时值遵义沙滩文化崛起，因此他对郑珍、莫友芝两位“西南巨儒”的学术成就极为钦仰。然而他在贵州时与郑珍无缘相见，却与莫友芝相识在咸丰九年（1859年），时张之洞二十二岁，风华正茂，而莫友芝已年近半百，学养淳厚。两人一见倾心，相见恨晚，从此成为忘年交。

　　同治十二年（1873年），张之洞出任四川学政，得知郑珍病故的消息后，十分伤感，于是将其子郑知同延聘入幕。时张之洞在川倡导文字训诂之学，见郑知同不仅家学深厚，而且精于小学（即文字训诂学），于是深为器重。之后，在张之洞的推荐下，郑珍《说文新附考》《郑学录》《巢经巢遗文》《巢经巢诗钞后集》《凫氏为钟图说》等书在川刊行，从而使郑氏父子的小学在川广为传播。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之洞改任两广总督，在广州开设广雅书局，又聘郑知同任主纂。之后，郑珍的《汗简笺正》《亲属记》《仪礼私笺》等书，以及郑知同的《说文本经答问》《六书浅说》能在广雅书局刊印，亦得益于张之洞的鼎力相助。

　　在张之洞的幕宾中有一些贵州人。这些人追随其左右，受其影响，并吸收了时代的先进思想。回乡后，他们活跃于贵州的政坛及文教事业中，对家乡的前途命运及文教发挥着作用。

张之洞书联

　　光绪十一年（1885年），贵州巡抚潘霨基于国家创建海军、制造铁船、修建铁路急需煤铁之考量，上疏清廷，明确提出：“黔省矿产甚多，煤铁尤甚。如能开采合法，运销各省，可免购于外洋。”光绪帝对其奏折有如下批谕：“即着该署抚详细体察，认真开办，无得徒托空言。”就这样，青溪铁厂在贵州镇远诞生了。潘霨在办厂期间，遇到了不少困难，如机器设备的运输、青溪一带缺煤、资金不足及刚建好的厂房被洪水冲垮等。正当其一筹莫展时，张之洞向其伸出援手。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在给潘霨的电文中这么写道：“黔购煤铁机器早到，安设何县何村？距大河几里？现已开炼否？铁佳否？能炼钢否？日出生铁若干？熟铁若干？运至鄂价脚各若干？若铁佳而价廉，当为黔广谋销路。速示复切盼！”之后，尽管李鸿章反对青溪铁厂继续办下去，然而张之洞据理力争，坚决支持潘霨。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经济及政治等原因，最终青溪铁厂夭折。然而在其创办过程中，始终得到了张之洞的关注与支持。

　　张之洞是清末洋务运动后受人争议最多的名人之一，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亦是客观的，凡是为国家振兴及为人民福祉有过贡献的人，将青史留名，被人缅怀。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元月《上南皮张尚书书》中，对张之洞兴学育才、救乱扶危的爱国情怀，以及对西学、中学精研博综的深刻了解及得其精髓，有以下评价，值得后人深思：“吾师眷焉世变，默验时局，以培养人才为当务之急。因加意两湖书院、武备学堂，以观厥成。诚救乱扶危第一义也。”“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见本源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者，尤莫吾师若。”

　　张锳、张之洞父子的黔中情怀，亦将永远铭记在黔人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