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上学就听老师讲，我们安龙有两个老“地下共产党员，一个是云南罗平游击队的王秉鋆，龙广人，建国后曾任贵州省副省长；一位是中共贵州支部的张凤鸣，安龙城西门坡人，贵州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这两位安龙的老共产党员自然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成了我们安龙人的骄傲！

更没有想到的是张凤鸣的嫡妹张郁芬成了我的岳母，这么一来，张凤鸣就成了我的亲戚，我和妻子游春芳都称他为二舅。每年清明节，我们都要到北门坡张氏遗址祭奠二舅，随行的还有我们的儿子等，这样的祭奠即是对孩子们进行红色革命传统教育。我在贵阳工作的姐姐和姐夫，女儿和女婿也会相约到文笔街1号“高家花园”，贵阳市红色教育基地去祭奠张凤鸣烈士及林青等烈士。

因为政治学习和家庭亲情两重原因的驱使，我近年来，通过到省档案馆、省图书馆收集了张凤鸣的许多资料，还向北京的张敏仪（张凤鸣的女儿）表姐和昆明的潘宏范（张凤鸣的侄女丈夫）索取了许多宝贵资料。

现将我所知的张凤鸣烈士向读者作个介绍‘

我二舅爹张凤鸣烈士号于岗，化名刘诚斋，一九一0年阴历五月二十一日生于贵州省安龙县西门坡一个较为优裕的家庭。其父张玉全（号润芝）从事商业，诚实守信，为人很正派，由于从事工商业活动多年，见多识广，对军阀统治所造成的政治混乱，使经济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的现实情况，极为不满。常以诚挚、助弱、勇敢等美德对子女进行正义教育，张凤鸣在其父朴实的性格、严谨的家风熏陶之下，自幼养成了个性刚毅、品行端正、勤奋好学、正直坚毅的性格，奠定了他以后敢于同邪恶势力斗争追求光明、宣传正义的精神基础。

张凤鸣自幼聪颖好学，毕业于安龙县立小学及初级中学，一九三一年考入南京安微高中部，后进入武汉大学读书，后任安龙中学、安龙一小、安龙简易师范教员，曾在普安、盘县、平坝等地任教育科长，并担任贵阳民国中央日报社记者、编辑。

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猖狂侵略。许多爱国志士和热血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感召和组织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潮，青年时代的张凤鸣同志是一个忠贞的爱国主义者。他一方面极积投入抗日大潮的洪流之中，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如《资本论》、《列宁主义文选》、《唯物史观》等。阅读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的作品《故乡》一文时，他在书中批注道：“……阶级的隔膜使这两个儿时的朋友疏淡了”。在工作中，他还结识了沈钧儒、陶行知等知名爱国进步人士。

据亲人们介绍，一九四O年他开始与贵州地下党员高德藩、肖维亮、雷振光等同志取得联系，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成为坚定的抗日民主派、并作为我党一个坚决的同情分子，不久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活动。史料记载，他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高德藩、肖维亮二位同志。一九四一年高德藩同志受到两个特务追捕时，找到他，在他的掩护之下，高德藩同志安全撤离。他还冒着极大的危险掩护肖维亮（中共贵州省临时工委黔西区负责人之一）同志，把他介绍到乡下以教师的名义保护起来，他还利用教育局长的身份，借出入县级机关的机会，设法搞到一些盖有伪县政府公章的空白信笺，供地下党同志作介绍社会职业之用。

“皖南事变”发生，《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题词”，张凤鸣看到后，激情地书写“辛已岁春、江南惨变、恶耗传来，亲痛仇快”的悲愤之词在同仁中宣传，以之表达他对我党革命事业的关切和对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倒行逆施的极大惯概。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在贵阳市政府工作期间，其抗日反蒋立场更加鲜明，党交给他暗地收集枪支，准备在贵州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任务，克服种种困难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一九四五年秋，张凤鸣同志因躲避敌人逮捕，离开贵阳到重庆，找到了直属中共中央南方局重庆办事处（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领导高德藩同志。经高德藩同志介绍，《新华日报》负责人高梓年同志在《新华日报》营业部三楼接见他。毛主席在重庆接见中外记者时，张凤鸣同志有幸得到了接见，亲自聆听了毛主席的讲演。从此，他更加热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并热忱向组织申请要求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但由于工作需要，党组织仍派其回贵州从事政治宣传、发展进步势力工作。在离开重庆时，高德藩同志送了一本《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其作为纪念，他给高德藩同志写下了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以此表白他追求共产党、追求光明，反对独裁，反过黑恶势力的决心。后来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这一光辉誓言。

一九四六年回贵阳后，他多方联络同志、发展进步力量，并利用创办《农报》的名义，积极设法为党稿印刷机。同时认真学习《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在《民意月刊》、伪《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宣传党的主张，揭露美帝和国民党反动派。

一九四七年张凤鸣通过同乡王亚明①（民国贵州《中央日报》社长，安龙人）等人的关系到伪《中央日报》（贵阳版）当记者、编辑，经常写时事评述。通过这一时期的学习和斗争，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解放战争开始后，长期在贵州隐蔽的共产党员，相继续组织起来，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张凤鸣积极投入这一运动之中。按照地下党的布置，他团结青年、散发传单，尤以一九四六年进入贵阳《中央日报社》任编辑后，利用合法身份，组织檄文揭露黑暗，评击当局、申张正义，表达民众心声。

一九四八年一月，张立同志奉中共川东特委派遣回贵州开展工作后，通过党组识与张凤鸣同志取得了联系，根据地下党组织的意见，又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认为张凤鸣在思想认识上有很大的进步，尤其在重庆之行后，能自觉地积极投入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人士运动中，并且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在工作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能坚持原则、严守党的秘密，觉悟有很大提高，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经组织批准，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凤鸣入党后，组织上交给他负责宣传、联络情报等极其重要工作。

他负责中共华南分局、中共川东特委与中共贵州省工委的信件转送和省内部份党组织与党员和省工委的联系。 他积极负责地往返于秘密联络地点和领导之间，及时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下级党组织的请示送到领导手中。一九四九年初，省工委建立不久，白色恐怖笼罩着贵州，地下工作非常艰苦，省工委连电台都没有，无法直接与上级联系。对时局、战局以及党的新政策、新法令等也只能从敌人的报纸“缝中”去寻找消息，获取资料。省工委为了加强政治攻势，配合军事进攻的节节胜利，从政治上思想上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给白色恐怖下的贵州人民以鼓舞，党组织指令打入敌人重要部门的张凤鸣同志，搜集情报资料，这些资料，经过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张立同志敏锐的分析，写出了《告贵州人民书》和《不要再糊涂了》两篇富有战斗性的文告，通过各种渠道在广大群众、各阶层人士以及国民党军政人员中传播，引起强烈的反响，它鼓舞人民打击敌人，这两篇文告的写成，与张凤鸣同志积极认真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张凤鸣烈士同黔东南顾希均同志（苗族）很熟，顾是个进步青年、贫农的儿子。他千方百计将顾借调到贵阳《力报》“占领编辑部”、把这报纸掌握起来。到一九四七年，七——九月《力报》改编、由顾当总编。《力报》改编社论是张凤鸣写的。当时贵阳报纸骂我们是“共匪”，而《力报》称我们是“共军”。《力报》上刊登了不少高德藩同志提供给他，再由他提供给顾的新华社消息。一九四七年八、九月间，《力报》登出了一条反映刘伯承将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的消息，震动了整个贵州省，报纸销量增加几倍。报纸改编后，很受群众欢迎，而国民党反动派却恨之入骨，组织特务打了这报馆，并在一九四九年逮捕了顾希均同志，封闭报馆，改编后的《力报》刚出版一个月就夭折了。在狱中，敌人逼问顾希均同志报纸消息的来源，他没有说一个字，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被敌人杀害于贵阳纪念塔处。

一九四八年三月，张凤鸣同志与中共贵州地下党负责人张立同志正式建立组织联系。同年八月在贵阳三民东路皂角井宣誓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他社交面较广，知识界朋友多，党组织决定分配他搞情报、统战工作（对民盟梁聚五、丁道衡等）联系工作。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张立同志指示张凤鸣同志利用其社会关系，介绍部份地下党员找到公开掩护职业。一九四八年他利用与道真县伪县长刘向十的同乡同属关系，介绍刘学礼同志（解放后在省委党校工作）到道真县政府工作；一九四八年四月份郎岱暴动后，张凤鸣又介绍刘永同志去刘向十的伪县政府工作。另外，重庆九二四信箱（地下党联络信箱）转给张立同志的信及散处各地同志的来信，均交贵阳大十字文风书店于春山（张立同志的化名），再由文风书店的店员交张凤鸣同志转张立同志。一九四九年元月份，张立同志从香港给郎岱地区的指示及毛泽东同志所写《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华社社论（手抄本），就是由张凤鸣同志交给黄恒德同志（解放后在福泉县委工作）带给刘永、罗安仁②、王舍人同志的。在此期间，张凤鸣同志还继续利用伪《中央日报》、《民意月刊》和伪“贵州省训团”的讲坛，进行革命宣传。在我南下大军西南服务团办公室编印的《贵州资料》小册子中，有这样两段叙述：一段是“民盟梁聚五等人与我党老张系统（指张立同志负责的贵州地下党）有很深的关系。另一段是“最近的的伪贵州省政府公报中说：《中央日报》近来言论怪癖，定有匪特混入”。这些都是从正面和侧面部分反映了张凤鸣同志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工作情况和斗争情况。

张风鸣同志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被国民党逮捕，关在贵阳市东门文昌阁。因敌人没有什么证据，经父亲张润芝花钱多方求人，同年八月就把他放了。但对他继续监视。出狱后，他已知道全国解放近在指日，十分高兴，更加忘我地做迎接贵州解放的工作。六月，党的负责人张立同志约定和他在河滨公园碰头，他发现后面有“尾巴”（特务），就往前走、走到太和庄，他侧身往桥头走，很快走进桥头一老百姓家中，丢掉了“尾巴”，然后写了一条子给张立同志：“芳姐，已发现一个小白脸在追你（指特务），希望你以终身大事为重”。当时他自己也已经知道自己被敌监视，曾对来访的亲朋说：“以后不要来了，你在这里坐着，外面就有人看着（指特务）。”组织上曾指示让他转移，但他以自己担负联络工作，转移后将影响工作，便不顾个人安危，仍坚守工作岗位。他说：“我决不能离开工作岗位，死也要死在贵阳。要是我离开了，如果同志们来反映情况，谁来接收、转达？革命必然有牺牲，否则就不会有胜利”。八月十一日，国民党特务清查地下党员岳景琮同志（已被捕牺牲）的职业介绍关系时，查到了由张凤鸣同志介绍岳景琮同志工作的材料，便再度将张凤鸣同志逮捕，关于贵阳市中山公园监狱，直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壮烈牺牲。

开始特务以为他就是“张老板”（张立同志），便逼其招供。事后敌人得知张立同志己转移，又向他追问张立下落，此外还向他追问党的其他组织关系。他是知道张立同志的去向，并知一个姓黄的同志关系，可查知张立同志线索的。他还了解一些有关地下党组织的情况，知道一些同志的关系，他还了解地下党电台密码。无论敌人使用多么残忍的手段，如灌辣椒水、上老虎櫈（折断了他的小腿）也好，更加狠毒的用上千度的电灯光直射眼睛也好，甚至惨无人道地用火红的炮烙其前胸后背也好。对敌人追问的任何问题，他都严守党的机密一字不漏，并对敌人骂不绝口。这样，他既保全了党的领导同志，也保护了地下党组织。当敌人施用烙刑，烧焦了他的前胸后背，使他昏迷数天，伤面感染化脓，狱中难友没法，找了一些药来给他敷治时，他以为是敌人的药，便大声骂道：“老子不敷这个臭药”。经难友们解释是大家设法买来的后，他才接受敷治。

贵阳解放前夕，张凤鸣同志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被敌人枪杀于贵阳市红边门外沙河。那天同时被害的还有杜蓉等十二位革命烈士。当天正是赶场，敌人加大封锁线戒严，不让群众通过，临刑前只听见他们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烈士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烈士的光辉事迹永远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担当使命，为伟大的中国复兴之梦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