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城区内纵横着许多小巷。在这些幽深的小巷里，在爬满青藤绿萝的石墙内，居住着一些文化世家。他们以文化而成为望族，有的是祖孙三代，如景寿春、景其浚、景方昶，一名举人、两名进士；有的是父子，如杨义表、杨彦征，父子皆举人；有的是祖孙，如李贤经、李琼英，一是进士，一是诗书画名家。此外，还有许多世代业儒，设帐授徒的世家，如宰相业师张国华，南明礼部旌表“德门耆硕”的赵昆元等。

城厢内外的一些街巷名和地名，大都与一些文化名人和世家相关连。譬如因李十虚太史而命名的“太史巷”，因儒学名师王琨命名的“王家巷”，以安龙第一位举人张瓒命名的“张家塘”，以景氏命名的“景家巷”，以杨氏命名的＂杨家巷”。在城郊则有以诗人桑滋、桑湛命名的“桑家院”（水井湾），以处士周琛而得名的“周家花园”等。地名与文化关联是安龙地域文化的一大特色，这些地名都形成于明、清时期，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思索。

且先来看看以下几条小巷的历史，再来剖析安龙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

市巷口实为太史巷

市巷口是一条连接顺城街和文庙街的曲折小巷，沿巷口层叠而上，尽头即是府衙前门。这条小巷现今名叫市巷口，是因为后人不明其来源，由原先的“史巷”讹呼而来。

小巷是在清代乾隆年间扩修府城时形成，原本无名。它的得名是为了纪念一位在小城出生的名人。此人生于康熙年间，名叫李贤经，字十虚，雍正八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史官，后又出任山西道御史。翰林院史官称太史，这称谓的由来大约起于司马迁，因他所撰的《史记》又称《太史公书》。李贤经是安龙历史上第一个钦点翰林，做过史官，又任过御史，地方人士十分景仰，遂将这条新修的街巷命名为“史巷”，以此来纪念他。后来，人们觉得这史巷呼起来不顺口，况且其谐音“死”、“屎”不吉不雅。于是，有呼为“太史巷”的，也有呼为“御史巷”的，年代久远，现今竟变作“市巷口”了。

王家巷与王琨

在城内钟鼓楼附近，曾经存在过一条王家巷，它一端连接北大街，一端连接史巷。敝人世居老屋的侧门就开在这条巷内，儿时还能与小伙伴们在巷内玩耍，父辈们更能详细描述幼年时在巷内学馆读书的情景。

这是一条以书香闻名的小巷，巷内曾经出过一位名师，还世代存留着一处享誉全城的学馆。这位先生名叫王琨，字荆山，乾隆时贡生。他曾经任过正安州训导，即是管一州教育的官吏。他管教育，能“立条教课士，得士子心”。又曾代理过州官，以公正廉明深受地方人士爱戴。省中大吏很器重他，欲举荐擢拔。王琨却厌倦了官场，决意仿效陶渊明，去官回乡。临走时题诗一首在正安学署壁上。

冷署栖迟十一秋 箧中诗卷老吾俦

门前尚有陶潜柳 莫使先生笑白头

王琨回乡后，在家宅内开设“王氏塾馆”，教授家乡子弟。由于他学养深厚，又深懂教导之法，塾馆声名享誉全城。王琨治家有方，其家四世一堂，和睦相处，成为一方典范，他的治家之法，郡人称为“王氏家法”。其子孙皆业儒，塾馆也代代传承，郡人遂将这条小巷称为王家巷。

由于城市的变迁，王家巷早已被大大小小的建筑淹没，只有少许遗老尚能指辨。

张家塘与张瓒

张家塘在明清时是一片洼地，由于地势低洼，常年积水又无处排泄，因而形成一片水塘。现今已变成一条街巷，连接北大街与顺城西街，至今仍保留着张家塘的原名。

张家塘的得名同样缘于一位名叫张瓒的读书人。张瓒世居于水塘边，少年时父母双亡，依靠祖母抚养。他少有大志，虽然家贫但勤学不辍，明代的安龙仅是一座军屯小城，早期尚无学宫，且无额定的科考名额。张瓒决心出门游学，先后到过云南曲靖及普安州（今盘县）附读就学。弘治八年，张瓒考中举人，成为安龙历史上第一位举人，被任命为上元知县，不久升任松江府知府。

张瓒在职官任上以清廉聪慧著称，深受百姓爱戴，八十岁时才得以告老还乡。回来与乡亲相见，虽大多不识，但面对晚辈仍蔼然可亲，乡人倍加敬仰，他所居之地原本无名，因他之故渐被人们称为张家塘。

二

解读一个地方的文化，不能不了解其产生的环境，它的渊源和传承，它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历史的、地理的、人文的。地处滇、黔、桂边缘地带，崇山峻岭中的安龙，历来被视为蛮荒之地，它不同于那些地当要冲，人烟繁盛，五方杂处，各种文化能相互交流、碰撞的通都大邑。然而，它却能够形成并固守着传统的精英文化，绵延数百年，不能不令人称奇，也使得后来的一些地方官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在他们的著述里，对安龙的民风民俗，都曾作出过“士乐诗书、民安弦诵”的评语。这一文化现象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不能不作一番探索。

明代初年，明王朝为了征讨盘踞在云南的元蒙残余势力，正式建立贵州行省，并遍设卫所，留军屯戍，安龙逐设立“所”。这样一个很普通的屯军之地，与其他同时设置的军屯小城并无多大区别，屯田将士，以及随之而来的工匠、店人，来自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江南，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文明，奠定地方文化的基调。此后二百多年间，小城的步伐基本沿袭着军屯文化固有的方式缓缓行进。在整个明代，安龙不曾设置学宫，没有额定的科举名额，更罕有名师教导，读书人寥寥无几，有志于学的士子只能远涉他乡，到最近的普安州学去附读。直至明末，南明永历朝廷入驻安龙后，设立“安龙府学”，地方文化形态产生了质的变化，出现了一次空前的飞跃。

永历朝廷在安龙期间，聚集了一大批文化精英。政权建立之初就吸引了许多散在南方各省的士大夫和文人学士，经过无数次的辗转流徙，播迁奔波之后，淘汰了许多平庸之辈，最后来到安龙的绝大多数朝臣，无论其人品、学问，皆可称精萃，从他们留下的文字可见其端倪。

朝廷安定下来后，又有一批不愿事清，怀念故主，为全其志节，以寻求精神寄托的前朝旧官文士相率前来，有的设帐授徒、著书立说；有的遁入山林、栖身寺庙。这时的安龙犰如国学大师陈寅恪所说，“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今之畿辅，而神州之正朔也。时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徼一隅之地犹能萃集禹域文化精英者，盖由于此。”

这就是说，南明永历时期，安龙汇聚了一批文化精英。文人总是要从事文化活动的，这是浸透于骨髓的意识，学术交流，或著诗文抒发情感，或授徒育人。小小的山城；一时达到文化饱和状态，形成安龙文化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文明的种子一经播下，当然就要生根、发芽，牵连蔓延，逐渐影响一地的民风民俗，成为地域文化的基调，加上以后地方官有力的倡导，由此形成“士乐诗书、民安弦诵”的风气，或许这就是安龙文化的根吧！

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