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兴义府走出去的内阁学士景其浚（中）

来源：黔西南日报2026年07月31日 版次：04

作者：唐保华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咸丰皇帝驾崩，年仅六岁的载淳登基即位，是为同治。

是年十二月，提督河南学政景其浚由侍讲学士转任侍读学士，仍留学政任。半年之后，景其浚向年幼的同治皇帝进献《历代君鉴》一书，以历代君王言行举止、功过得失规谏年幼的同治，两宫太后当庭下旨：“景其浚所进《历代君鉴》，足资考镜，著留览。”后来，景其浚受到朝廷的重用，成为一朝重臣。

景其浚，字哲生，号剑泉（又作鉴泉），兴义府城人（今安龙县城），咸丰二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浙江乡试副主考官、顺天乡试同考官、陕甘学政、河南学政、詹事府詹事、安徽学政等职，官至礼部侍郎、内阁学士，充文渊阁直阁事。那么，景其浚是如何走出贵州大山，走进中国政治大舞台的呢？

锐意进取，进士翰林

就在景其浚准备第二年进京参加会试之时，景寿春却在徐州任上因操劳过度而去世，景其浚不得已回乡守制。在此期间，景其浚刻苦努力，精心研读景氏家族前辈读书人留下来的学习心得，吸收岳父但明伦的教育成果。咸丰二年（1852），景其浚守制结束，恰逢朝廷开恩科，景其浚自己也觉得学有所成，只身前往京师参加会试。

三月初，景其浚再一次走进顺天贡院。同样的场景，景其浚却有了不一样心境，前一次来是以国子监学生参加顺天乡试，这一次来是以举人身份参加会试。根据朝廷科举规制，第一场考《四书》（即八股文）及试帖诗，第二场考《五经》（也称“论”），第三场考策论。目前，有关景其浚参加会试的资料，笔者能够收集到的，只有会试第一场试卷《柴也愚，参也鲁》、第二场试卷《政乃乂，黎民敏德》。

“柴也愚，参也鲁”，语出《论语·先进篇》第十一章第十八节，原文为“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是孔子对高柴、曾参等四位弟子性格特点的评价。“柴也愚”：高柴天性淳朴老实，行事守礼规整，孔子用“愚”来形容他不谙世故、憨直忠厚的本性，并非贬义；“参也鲁”：曾参性格迟钝但坚韧，不取巧、能下苦功夫，这种“鲁”恰恰成就了他“日三省吾身”的修身功夫，成为儒学关键传人。这句话体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他能精准识别每位弟子的禀性差异，并据此引导其修身。同时，孔子强调人的本性虽有偏颇，但可通过后天修养加以完善。

景其浚在作文时，全篇贯穿朱子“变化气质”核心学说，反对世人一味推崇天资聪敏，主张后天勤学、笃实真诚才是修身之根本。文章先是破承，辩证“明敏天资”的利弊，确立愚鲁亦可进道；然后起讲，区分“生知上智”与“后天可学之中人”，确立“贵拙贵真”的修身准则；接着分股，分论高柴之“愚”、曾参之“鲁”，指出高柴之“愚”长处在于：笃信道义、心怀仁爱、行事守信方正；短板：知常不知变、死守礼法、拘泥小节，缺少通达圆融的眼界。又论曾参之长处：心性诚恳踏实、肯下百倍苦功、本心无虚浮；短板：悟性迟缓，只知苦学而不懂体悟，难以触类旁通。进一步指出，愚、鲁虽为气质缺憾，但内核近仁、近诚，是修身可贵的根基；先天不足，只可依靠后天学问弥补，不可放任禀赋局限自己。文章最后给出对症修身的路径：气质可通过勤学转化，愚钝之人亦能治国、传承圣道，禀赋愚鲁者亦不可自弃！

其全文如下：

“质有偏于愚、鲁者，两质宜自励也。夫愚也、鲁也，皆质之偏也。语柴与参而及此，非欲其自励哉？昔谓道贵辨也，明者能辨之；道贵赴也，敏者能赴之。盖明则其识达情，情则有以窥乎道之隐；敏则其气锐，锐则有以入乎道之深。而或者聪明自恃，有辨道之识，而识转误于纷歧。有赴道之力，而力或阻于速退，则何如不明不敏者可进于道也。吾非谓不明不敏者之未能即进于道也。

“其尝有忘于大道之行。三代之英，固欲得明敏者，与之共进于道也，而柴与参何如哉？神圣钟于间气，上智不移，胥关天授；生知不学，实本性成，为其通，不为其执。知其始即知其终，中行不易得，固非柴与参所能几。学则不弃中人，小慧自矜，转生机变，半途自懈。庸德与修能，与其巧不如其拙，与其伪不如其真。小子皆可勉哉。

“吾于柴与参有厚望，吾得而指之曰：‘柴也愚，参也鲁，大道本无定耳。’精、权有妙用，柴则知经而不知权。常、变有殊时，柴则知常而不知变。谨守之至，推其故，未始非信道之渊深，然而愚矣。夫言行不必信果，坚白不妨磨涅，此何如通达者。

“自柴观之，直觉砥砺必尚廉隅，跬步无非经义也，而柴初不自知也。学问本无穷耳，甘与苦相迫，参则见苦不见甘；愤与乐相循，参则知愤而不知乐。功力之深，究其终，未尝无贯通之一境，然而鲁矣。夫助我者闻一可知十，起予者告往即知来，此何如颖悟者。以参视之，直觉困而后通者，人一己必百；勉而行者，人十己必千也。而参亦无如何也。吾甚惜二子之囿于质焉。秉彝是好，颛蒙之所得独真；柴之愚近于仁，仁故不邻于深刻。参之鲁近于诚，诚故不徙于虚浮。愚与鲁亦大可恃矣。然而阴阳之偶毗，不得谓非气质之偏。柴虽不为愚累，而愚终异于高明；参虽不以鲁终，而鲁自殊于睿智。而质同于柴与参者，咸宜自奋矣！

“吾更望二子之进于学焉。精进之功，沈潜可济，以刚克，好学近知。柴之愚，宜进以穷理致知、强恕求仁；参之鲁，宜进以深造自得。柴与参其自勉哉！使其功修之罔懈，自不难与圣哲同归。柴化其愚，而读书可膺民社；参化其鲁，而一贯终衍心传。而世之偏于愚与鲁者，俱不宜自弃矣。更观师与由，吾党亦幸沐天子教哉。”

“政乃乂，黎民敏德”，出自《尚书·虞书·大禹谟》，是古代中国政治哲学中关于君臣责任与民众德行关系的重要表述，全文为“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意思是说：“君主能重视做君主的道理，臣下能够重视做臣下的职务，政事就能治理，众民就能勉力于德行了。”

景其浚作文答曰：

“政有由乂，民之化于德者速矣。夫政者，所以导民于德也。惟其乂焉，是以敏也，禹故兢兢于此哉。

“且圣王御宇，云扉端拱，星版输诚，岂惟是布辰告、颁甲令，遂足纠民慝（te，邪恶）而迪民性哉？必也励精图治，立之纪、立之纲；符玺剂其均平，衡斗戢其纷扰；运大钧乎皇极，开元模以轨物。金泥玉检，告治功焉；鹰纪凤才，序众职焉。皇凤载韪，帝绩允厘。

“夫是以我泽如春，民应如草，神明之式备，而教化之事彰尔。惟后暨臣，无念厥艰，敬之哉！惟昊天生民，历选厥辟，以为民主。而左右辅弼，思日赞赞，俾天下圜不率。斯时之民，有不革面内向，争自濯磨，以观德化之成乎？

“曰未也，我后方朝夕勤政，怵惕未遑，惟恐政坠弗举，无以为四方观，于是起而厘定之：乃陈大矩，乃建丰规。

“政在敷文，乂以同律度；政在奋武，乂以舞羽干。

“而且平成有政也，则正乾维、转坤轴以乂之；修和有政也，则张皇纲、补帝典以乂之。

“作讹成易，定其经，而授时之政举；侯甸要荒，区其等，而纳赋之政颁。

“粲乎隐隐，各得其所。盖政通民和之效，因若是其重且难也。

“今夫蜼彝表敬、龙节示信，而民未必弃瑕慝；虎闱读法、象魏悬书，而民未必慕清熙；士师之扑设于廷、道人之铎徇于路，而民未必率尔踵武。逖听风声也，是岂民之难与更化哉？无亦出政之原，犹有所盩欤？

“然则抚有斯民，将与之怀忠履信。摩义渐仁，清嗜欲之源，生廉耻之心，响应捷于鼓桴。今行偃如风草，藉非轨迹夷易、宪度章明，朴以皇质，被以圣风，恐观政之心未惬，即慕德之念不诚。呜呼！民以德为归，德以政为本，观于此，而向背之势、治怱之机，颜若可睹矣！

“且夫制俪皮、作旋盖，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定民志也；兴树艺、造乐律，斯乃神农氏之所以奠民生也；制乘车、为刀货，斯乃轩辕氏之所以全民用也。绵延弗替，以迄于今。

“毋曰民瘼可玩也，庶事之康，政乃饬；毋曰亿志可欺也，百揆之叙，政乃釐。因是以沈潜京师，浃洽绵宇，春台而舞，康衢而歌，箫勺群萌，甄陶万汇。南萁之风，无以畅其化；离毕之雨，无以丰其泽。其怀德也，何其敏也！天下于是喁然向化，莫不延颈企踵而颂曰：盛哉乎斯世！”

试卷上呈之后，房师对《柴也愚，参也鲁》一文评价说：“看题恰得分际，诠题侭有发挥，弓燥手柔，是百步穿杨之拔。”对其他文章也有较高评价，后经综合评判，景其浚取中贡士。后又参加复试，取得殿试资格。

四月二十一日，景其浚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保和殿，参加咸丰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得中二甲第23名，赐进士出身。五月初七日，咸丰皇帝亲自接见新科进士，任命景其浚等82人为翰林院庶吉士。景其浚由此成为安龙这片土地上走出去的第二位进士翰林。

消息传到兴义府，知府张锳亲往景氏家中道贺，并亲自撰文《植桂轩记》，号召府城学子向景其浚学习：“今春，轩左望杏楼侧，古杏吐花极盛，而郡孝廉景子其浚捷南宫，入词林，继太史步。余尤愿明春杏再盛开，郡士春闱尽登杏苍苑，皆继太史步也。”景其浚由此成为兴义府城学子的学习榜样。在张锳等人的鼓励下，兴义府城学子更加刻苦用功，一大批有用之才相继涌现。

咸丰三年（1853）四月，散馆，景其浚正式授职翰林院编修。景其浚出任翰林院编修之后，有感于清代馆阁赋“不乏宏篇钜制、顾矜才气者，泥沙杂下炫博赡者，美稗同登又其下者，以肥腻为畅满，以甜俗为圆熟，连章累牍，一味颟顸，殆不响迩矣”，而“《有正味斋正集》《外集》诸赋清而不浮、丽而不缛，其幽隽之思、雄迈之㮣，实为律赋中独辟之境；兰脩馆视，有正味斋气象之广狭，固不相伴，然一种冷秀遒爽之致，亦时出穀翁之右”“二家皆深得力于六代三唐者，故词气深稳、笔意跳脱。所谓看似寻常实奇崛成，如容易即艰辛者，在时贤中固当为上乘禅也”等原因，于是将吴锡麒《有正味斋赋稿》、顾元熙《兰脩馆赋稿》等优秀赋稿，“手录成帙，兹将成刊以惠来者”，并请吴江进士殷寿彭为之作序。文集刊行之后，受到士林的极大推崇。咸丰八年陕甘乡试中，参试士子张懋绩头篇文章全部抄袭《兰脩馆赋稿》，竟还被推荐为第三名举人，幸好是科主考潘祖荫是景其浚的同年好友，看过景其浚编纂的文集，才未让不法之徒最后得逞。

乡试主考，两任学政

咸丰五年（1855）五月，景其浚岳父但明伦病逝于扬州，其子但培良携夫人胡春芝（胡林翼胞妹）进京投奔景其浚。六月，景其浚受命出任浙江乡试副主考官。得知景其浚即将离京的消息，又得知胡林翼已出任湖北巡抚，但培良、胡春芝夫妇即修书给胡林翼，欲前往湖北投奔之。胡林翼回信说：“自去年二月至今年正月，巡抚至于典史，一人当之。武昌一带，仅一孤臣。其群臣皆王德安、襄阳，近乃稍稍近在汉上矣。又军饷皆非我之所得而专。必欲以外官苦情一一上烦宵旰，亦非忠臣之用心。委己以求全，其济否则天也。外官之可恶，将备之该死，州县之贪鄙，每一念及，目眦皆裂。贼不足平，而天下事殆不可为矣。聊说大概而已，其不可尽述者，千万言不足以状其情。弟、妹穷而无归，兄亦无主意可出。扬州难以久居，仍依剑泉以活。剑泉如少能共养十余口，暂依为谋为要。湖北未平，贵州已大乱，东南西南数省情状直不可问，弟、妹实无家可归矣。”不得已，但培良夫妇继续流寓北京，依景其浚生活。

六月十二日，朝廷正式下旨任命景其浚为浙江乡试副主考官。接到圣旨，景其浚将家事做了简单安排之后，即与是科主考、光禄寺卿周玉麒（字韩城，长沙人），离京南下赴浙江履职。是年浙江乡试，录取姚乾高、何琳、凌行均等95人为举人，另选拔黄裳等18人为副榜举人，为朝廷选拔了一批有用之才。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乡试中，第十八名钱塘人汪鎣（字芸石），后来成为景其浚的幕僚，一直追随景其浚左右。浙江乡试结束之后，景其浚继续回翰林院任职。

咸丰八年（1858），景其浚又出任顺天乡试同考官。遗憾的是，本科顺天乡试，发生了震动朝野的科场大案，景其浚也受到牵连。当时，顺天乡试发榜后，御史孟传金奏报：“中式举人平龄朱墨不符，物议沸腾，请特行覆试。”咸丰皇帝派载垣、端华、全庆、陈孚恩认真查办，结果查出平龄本人墨卷中有七处错误。案件随后查明，平龄系贿赂考官作弊，又供认本人身份为“登场演戏”之戏子，纯属冒籍蒙考。遂颁谕旨：“平龄供认登场演戏，有玷斯文，应先将举人斥革。”让人大跌眼镜的是，随着案件进一步深入调查，发现新中式举人罗洪泽也存在舞弊行为，拔出萝卜带出泥，案件一发不可收拾。原来罗洪泽请托其同乡、兵部主事李鹤龄向同考官、翰林院编修浦安行贿并约定“关节”暗号。罗洪泽随后在试卷特定位置标记“也夫”“而已矣”。浦安在阅卷时发现特殊记号，即极力推荐罗洪泽。主考官柏俊原本判定罗洪泽不合格，浦安又请托大学士柏俊，罗洪泽因此得以中式。案件进一步查明，李鹤龄、浦安共得白银500两，而柏俊并不知情也未得银两，只是碍于浦安面子而取中罗洪泽。得知结果，咸丰大怒，令将浦、罗、李照例处决，柏俊也以“辜恩藐法”即行处斩。此案历经五年才审结完成，最终90余人受到惩处，其中5名军机大臣等被处决。景其浚虽未参与其中，但因此次科场案牵涉太广，景其浚也在其后的工作中受到牵连。

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59年1月31日），景其浚接到朝廷谕旨，因陕甘学政翁同龢因病解任，景其浚接任提督陕甘学政。还不等景其浚离京赴任，顺天戊午科场案全面爆发，牵涉的官员越来越多，朝野震惊，景其浚虽未参与其中，但也深受其累。咸丰九年七月初一日（1859年7月30日），朝廷谕旨解除景其浚的陕甘学政之职，令其临时署理日讲起居注官。日讲起居注官，隶属于翰林院，主要承担经筵讲学与起居注编纂工作，主要是侍值皇帝的各项政务活动，记录谕旨、朝会、召对等政治活动，编纂形成《起居注册》存档内阁，为日后编纂史册提供基础资料。九月，由皇帝亲自主持，对翰林院、詹事府各机关工作人员等65人进行考核，景其浚名列第五名，以二等成绩“著以庶子升用”，出任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所谓“庶子”，即为太子的属官，负责侍从、顾问等职。詹事府，则是管理宫廷事务、辅佐太子的中央机构，主要负责太子教育、文书纂修及皇家礼仪等各项事务。不久，朝廷升景其浚为翰林院侍讲学士。侍讲学士，配置于内阁或翰林院，负责文史修撰等工作。

在此期间，景其浚与翁同龢（字声甫，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状元，后为同治、光绪二帝的老师）同在翰林院共事，交往甚密。咸丰十年正月初九日(1860年10月22日)，景其浚与翁同龢互换拜帖，结为兄弟，因景其浚年长，翁同龢称景其浚为兄。翁同龢日记中写道：“（咸丰十年正月）初九日，午后游厂，与景鉴泉换帖，呼伊为兄。”此后，景其浚与翁同龢交往更加紧密，后来景其浚英年早逝，翁同龢闻讯出城“哭景剑泉”，又对景其浚的家人给予了充分的照顾，就连景母的丧葬事宜都是在翁同龢的资助下操办完成。

咸丰十年闰三月十九日（1860年5月9日），朝廷召河南学政李鸿藻进京，专门从事大阿哥载淳的教育工作，令景其浚出任河南学政。二十一日，翁同龢邀约汪承元（字慕杜）、朱学勤（字修伯，浙江仁和人）、杨泗孙（字濒石，江苏常熟人）等人，共同为景其浚外放河南学政表示祝贺。四月初四日，翁同龢与其三哥翁同爵（因排行第五，翁同龢称其为“五兄”）在湖广会馆为景其浚饯行，尹耕云（字杏农，江苏人）、钱桂森（字辛白，江苏泰州人）、潘祖荫（字伯寅，江苏吴县人）等人作陪。宴毕，景其浚即告别京中友人，南下赴任。

在这其中，除了翁同龢与景其浚交往极深之外，景其浚与朱学勤也因兴趣爱好相近，交往极为紧密。朱学勤（1823-1875），字修伯，浙江仁和人，咸丰三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改户部主事，入军机处，后历任鸿胪寺少卿、大理寺卿等职，在清王朝翰林院等中央中枢机关工作17年，所领军机班与同治一朝相始终。朱学勤一生好学，博通古典，过目不忘，又酷爱藏书，与景其浚志趣相投，二人遂结为挚友。相关资料显示，景其浚到任河南学政之后，与朱学勤频繁书信往来，相互通报各自掌握的信息，推测朝局发展趋势，互通有无，共同进退。景其浚还利用朱学勤在翰林院任职的有利条件，多次通过朱学勤探听朝廷消息，作出自己的选择，并通过朱学勤推荐自己的友朋、学生，为景其浚的升调迁转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此时，贵州名儒莫友芝恰在京中参加会试落榜，目睹内忧外患日深，英法联军又进逼天津塘沽，时局紧张，倍感莫名悲伤：“而截取知县日期难定，留京生活又无着落，遂决意出京。而所识才俊英彦亦纷纷于此期出京，颇有风流云散之感。”面对国家危难、民族危机，科场失意之后的莫友芝更加心酸。当时，莫友芝打听到九弟祥芝正在安徽怀宁任职，于是决定离京南下投靠曾国藩。临行前，莫友芝赠诗众师友，其中一首《送景鉴泉中允提学河南》，表达了对景其浚才干的欣赏和远大前途的祝福，诗曰：“储才本计专提学，重以成均拔萃科。使者非时隆简授（非学政例替时，乃以召还前任者，特简君往）。中州从古擅英多。悬知柱石搜名岳，待挽颓澜砥浊河。胸次人伦真鉴在，瑰琦从此谢岩阿。”

四月二十三日（1860年6月12日），景其浚到达河南省城，正式履任河南学政。八月十五日（1860年9月29日），莫友芝经临城到达邯郸，过梁园、磁州至河南彰德府（府治安阳），正逢景其浚在彰德府主持院试，于是作东款待莫友芝，莫友芝则作诗《彰德晤景鉴泉学使试壁留饮》赠景其浚，诗曰：“星使持衡锁院开，行车归马正虺隤（huitui，疲劳生病）。春风有约留相访，旧雨仍逢定几回。笑指群鸥能狎客，促添双鲫佐衔杯。邺中名硕曹刘邈，摸索应无失此才。”此后，二人书信来往不断，留下一段佳话。

咸丰十一年（1861），朝廷升景其浚为侍读学士，继续留任河南学政。侍读学士、侍读讲学士，在功能上有所交叉，但侍读学士品阶更高，主要职责是陪侍皇帝看书、整理文献，以备顾问。但景其浚此时仍留任河南学政，也就不可能陪皇帝看书。就在此时，捻军大举进攻朱仙镇，省城戒严，作为河南学政的景其浚率开封全城军民全力抵抗起义军的进攻，“连挫贼锋，并捐廉犒赏，众志愈奋，省城以全”。其时，各省军务未靖，谕令臣工各抒己见，景其浚上疏揭露绿营将校冒领军饷、疏于操练，以至“敝卒羸汰，往往败衄”；管理粮台者滥支滥应，监守自盗，以至军饷支绌，兵士饥馁，疏请淘汰贪纵骄情之将士，宜求廉洁勤勇之将士，立营规，勤操练，振士气等等。奏折呈送朝廷，虽然得到一定的处置，但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咸丰皇帝奕詝病逝于承德避暑山庄，年仅六岁的皇长子载淳即皇帝位，慈禧太后联合慈安太后，发动辛酉政变，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改年号为“同治”。此时的中华大地，内忧外患交织，朝局日趋艰难。同治元年初，景其浚专门将自己重金购得的《历代君鉴》十六册，“用黄绫面、黄绫套，分作四函，楠木匣二配好”，委托朱学勤代为呈送朝廷。景其浚所进《历代君鉴》，应为明代刻本，是明代宗朱祁钰于景泰四年敕命儒臣所撰。全书共五十卷，分“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两个部分，选取国家盛衰、生民休戚之事迹以为鉴戒。景其浚此举应是希望年幼的皇帝通过历代君王的言行举止、功过得失，学习为政之道，以实现清王朝的中兴。主持朝局的两宫太后，接到景其浚的《历代君鉴》一书之后，于同治元年四月初二日（1862年4月30日），下旨说：“景其浚所进《历代君鉴》，足资考镜，著留览。”由此可以看出，两宫太后对景其浚还是比较器重的。通过此举，景其浚事实上已经成为同治皇帝的老师。

景其浚在任河南学政期间，十分关心朝政，对朝廷吏治建设的腐败深感焦虑，“不数年间，由县令擢至巡抚，未闻善政，先斅欺君，古人所谓痴位，岂真至此即惛耶？”特别是对河南政局的混乱充满忧虑，对满清贵族胜保的飞扬跋扈、对地方势力的盘根错节深恶痛绝，“乐正（胜保）咨郑公（河南巡抚郑元善），气焰熏天”“此间吏治，地方蹂躏已久，民生凋敝不堪，守令中恣情贪酷者尚无其人，而加意拊循、实心实政者亦不多得”。咸丰十一年十二月，景其浚专折上奏《请简守令以清治源》一折，指出：“守令为亲民之官，自以洁己爱民，方为称职。惟自军兴以来，捐输、保举人员较多，不无贤否杂出。而科甲出身者，往往需次数年，不得一膺民社。虽捐输人员中，未必无奋勉有为、才堪任使者，而不肖之徒，夤缘进身，正复不少。又有藉捐佐杂空衔，托足军营，钻谋保举，不数月间，荐至州县，为大吏者，方且受其欺蒙。此等巧滑之员，安望其能为良吏？”十二月初七日（1862年1月6日），朝廷谕旨内阁：“著各该督抚于此项人员到省后，认真察看，如有贪婪不职，即当随时甄别，不得视为虚文。至捐输、保举两途，与科甲出身人员，应如何分别铨用，著该部汇入议覆祁寯藻《变通选法章程》内，一并妥议具奏。”

接着，景其浚再次专折上奏《严定保举章程》，指出：“一，京外各官，报捐不积班者，一律改为实积正班。五缺选用一人。一，劳绩遇缺前先尽先等名目，统为一班，与各项正班人员，轮流间用。一，知县进士本班无人，准以教职，举人教习及举人截取等班抵选。一，知县改教终养缺出，先尽科甲出身人员酌量补用。升、调、遗、病、故、休之缺，将进士即用，与各项候补相间轮用。一，内阁中书，以科甲二人、贡班一人相间选用。国子监学正学录仿此。一，岁、优贡生，不准报捐直隶州州同；廪、增、附贡生，不准报捐直隶州州判。一，军营寻常劳绩，止准就现在官阶。保奏补缺后以何项升补，续有劳绩，止准加级加衔加班，不准层递豫保。”同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1862年2月24日），吏部议覆“如所请行”，朝廷谕旨遵行。